在璧山开展革命斗争的日子

沈际踪

“小先生训练班”

这是1940年初，赶上春节，我们到璧山民教馆后，周平野赶编了一大版壁报。另外，在白漆大木版上，我画了一幅抗战形势图，特别在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域，画上了小三角红旗，这正值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这时我们在县女子小学找到了两个教书的位子，由我、孙华、周平野、周厚岳分担，每人只半席课，工资除了吃饭所剩无几了。孙华在民教馆另有一份工资。我们在民教馆工作，也是甘尽义务，白帮忙。只拨了两间寝室给我们住。我们以民教馆的名义，举办“小先生训练班”，把几个小学的高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到附近农村、织布厂办识字班。璧山民教馆的工作作为重点，受青木关的实验民教馆辅导。这项工作受到了国民党教育部的表扬。本来，为了取得民教馆长的信任，我来之前，孙华特地向他介绍了我的社会关系，当今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是我的大伯，周平野的叔父是社会局的主任秘书。

和学生打成一片

我们在璧山县女小，对学生也作了新的思想启蒙教育。周平野教语文，选讲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等文学作品，我们还介绍了巴金、茅盾等及苏联、中外著名文学作品给学生阅读，我教史、地，指着地图大讲苏联和十月革命。我们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余打乒乓，唱救亡歌曲，在带领学生当小先生深入工农中接触社会实际，看到工农的疾苦，受到实际教育。这些工作，给学生打开了呼吸新鲜空气的窗户，大受学生的欢迎。一些学生爱好文学，主动在课余写作交给我们批改。他们用一颗童心看世界，作文中反映出对封建的不满，对地主、商贾的痛恨，对贫苦人民的同情。

虽然受到学生欢迎，但新的教育方法却遭到学校的不满，第二学期就不聘请我们了。这个时候，民教馆的前任教导主任已调綦江当民教馆长，邀请我们到綦江民教馆去工作。临走前，一群学生送我们，在车开动前，一个黄毛丫头，一对大眼睛闪着泪光，跑到我面前，塞给我一张纸条就跑，我打开纸条看，歪歪斜斜的写着：“不要忘了那个讨厌的钟永玉”。是那个经常迟到，听课很专心，爱提问题，爱写作文的贫家女孩。这一提醒，使我更加特别注意，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为我的妻子，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十二年以后，终于喜结良缘。至今己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

办《璧山导报》

我、周、蒲家英暑假到了綦江。到綦江后，听说不久前綦江出了惨案，那是特务制造的。因为战干团的青年学生，演出话剧《太平天国》，被国民党特务以异党分子的嫌疑，活埋了许多人。我们去了不久，气氛还很紧张，看到躲警报时戴脚镣手铐的青年被带出来。日军连天轰炸，我们每天早晨出去躲警报，晚上才回来，也没有时间作许多工作，只在民教馆外面的粉墙上画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周平野出了一期抗战壁报，搞了一个月。接孙华的信，叫回璧山。办一版报纸，县里同意拨经费。以民教馆名义出版（石印报纸）。我们回去之后，办《璧山导报》。

我们来之前，孙华为了取得民教馆长的信任，除了谈他父亲是二十四军川南护商处处长外，还特地介绍我的社会关系，说我是当今山东省省主席沈鸿烈的侄子，周平野的叔父是重庆市社会局的主任秘书。所以馆长以为我们是官宦人家，热心教育事业的公子哥儿，不拿一分钱，替民教馆干了很多事，所以对我们深信不疑也很高兴。这样，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们也在璧山站稳了脚。

二、三月间，我们商量去找党。孙华说，由他到重庆中共办事处去找党。叫我和周各写一份书面材料（叙述入党失掉组织关系的经过）。他去了一趟重庆，回来跟我们说，接待他的是周怡同志，周说，要我们利用各种关系，在璧山隐蔽下来，需要的时候，组织上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安心在璧山等待。

回来之后，我们办《璧山导报》，以民教馆长为社长，教导主任孙华兼总编辑，我和周平野是专职编辑，还有一个川大毕业的黄姓学生做记者。这也是适应璧山两派地方势力的缘故吧！（一派是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为首的地方势力，一派是以民教馆长为首的地方势力。）当时璧山没有铅印条件，我们便找了璧山一个会写石印小楷的老先生做写手，由周平野负责排版，主编文艺性副刊。我则编时事和地方新闻，黄作记者采访，当时我们确定办报的原则是：一、反苏反共的东西一律不登（理由是我们三日刊，不是每日必登）；二、利用文艺副刊宣传新思想。皖南事变国民党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新闻我们就没有登。

副刊上的文艺作品就成了国民党县党部一派攻击的借口，把周和我写的文艺作品断章取义，告到县政府，说文章有问题，歌颂劳动的语句成了攻击的口实。这个控告信交到了省政府教育厅璧山铜梁两地的视导员陈启南查处，（他是周的万县师范先后同学），陈与我们平时有交往，私下也很接近，他交给我们看，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几位公爷，还是小心点啊。

1941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民教馆前面的贴报栏上张贴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严正声明，揭露了蒋介石反共的阴谋，全城为之轰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怀疑民教馆有共产党在活动，就派了两个特务住进民教馆，监视我们。一方面是县党部一派攻击民教馆容纳共产党分子活动，要撤掉民教馆长和兼任的三青团璧山团长筹备主任的职务。民教馆长慌了，拿来三青团登记表给民教馆全体职工登记集体加入三青团，另一方面，《导报》办理立案手续要补交编辑人员的名册，要注明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三青团团员。我们几人考虑再三，为了掩护身份不暴露，所以同意集体加入三青团，我们认为“白皮红心”也是应付敌人的一种策略。这期间，有一位小学教师经常到导报办公室来访问，他说他给新华日报写过通讯，愿来作记者，我们叫他代黄记者（辞了黄）。他叫周育明，当时化名周开仕，（笔名戈矛）。年轻人见面就很投机，几个月后，我从他的谈吐和观察他的活动情况，猜测他可能是共产党员。我就给他谈了我一直在找党的意思，希望他能代我们找党，我向他谈了入党情况及与党失去联系的经过，他没诧异，说他可以帮我们问一问。到秋后，他感到孙华陷进了地方派系的斗争中去了，不赞同，又看到了他和教育科长很接近，和国民党官员来往，县党部秘书是中统特务，也和孙常来常往。周育明曾劝孙注意，孙却说接近他们是为了摸情况，不接受周的意见，所以周秋后就离开璧山，到来凤驿酒精厂去了。但却经常来我这里，把他毛笔抄写的《平凡的夜话》长诗“不要骑在墙上，只看阴暗的一面，还要看到光明的”带给我，还带些秘密印刷资料给我，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思想帮助很大，使我知道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我始终认定自己是共产党员，决心“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周育明同我联系并通过我在一些学生和爱好文艺的青年中传阅革命书刊，做思想启蒙工作。交给我做一些调查工作，收集有关璧山反动人物的材料等等。我把它当成党交给我的工作积极完成。

周育明常住在我这里，同时也通过我联系周平野和罗炳淮。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到1944年我到隆昌师范教书，建立青年工作据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方局青年组档案上记载有我和周、罗名字，并注明我到隆昌师范建立据点的原因。直到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得知周育明是青年组的，我是共产党员在开据点，在南方局青年组有关“据点”的档案中有所记载。

那时，我和周平野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认为孙华参加过地下学联的活动，比我们有经验，又是党小组长，所以一切听他的。后来看到1942年通过他妻兄的关系，在璧山弄到了一个三青团区委书记的职务，称“这是打进敌人内部的策略”，我向他提出：一、不去发展三青团员；二、不搞特务活动。他满口应允。还给了我和周平野挂了两个编制上没有的空头名义，想把我们都拉下水，后来看到他的行为和他的承诺相反，他不仅到中学发展三青团员，而且还参加过特务的一些汇报会，虽也向我们透露过那些特务成员，让我们注意。我们也转告了相关人，但也引起我的警惕，周育明来时，我也把孙华透露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周告诉我们，对孙华要警惕，在关系到孙的利害时，他也可能出卖的，不要相信友情了。

这段时间我思想很沉闷，写了一组散文《更夫和梦》（意思是斥责孙的背叛）发表在“国民日报”，靳以主编的副刊“文群”，孙在端午节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假装喝醉边哭边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表明他是为掩护我们。我们知道这是他惯用的伎俩，吃了饭便走了。

当时我们思想苦闷。提起笔来战斗。写了不少的诗歌散文。我写了小说《柑子》和《雨》（《现代文艺》杂志发表的）揭露旧社会制度对人类的迫害，写抗日游击队活动的长诗《渔村之夜》（《文群》上发表）《破雪草》，《桂林长诗专号》编者来信说准备列入专号刊出，后来送检被扣，连底稿也没有了。还有《短歌十章》，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发表在《文群》上面。）以黑夜终将过去，黎明必将到来为主题。周平野写出了有名的《昆虫篇》其中有针对孙华的文章“昆虫”、“变色龙”。

当时，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处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与党失去了联系，在苦闷中，我提起笔为武器，从事战斗，揭露社会的黑暗，歌颂对光明的追求，我们满怀激情，经常连夜创作，那篇几百行的长诗《渔村之夜》就是我一口气在一夜写就的。《破雪草》写一个童话，写的是以植物“破雪草”不怕冬天严寒，破土而出迎接春天，喻作社会的一个反抗者，与黑暗腐败势力斗争，勇敢献身的故事。

1941年的秋天，璧山有了铅印条件，我们把《璧山导报》，改为《导报》，孙华提出，成立导报总社，仿照邹韬奋办生活书店那样，办成一个大的企业，导报总社除了《璧山导报》之外，还要出文学、戏剧、农民导报等等，并且在璧山民教馆前面两大间房子作为导报社文化服务部，除了卖新的图书以外（上海杂志的老板张静庐的未销完的书转过来外），又与县政府教育科联系，包销全县小学教科书，所以未花什么成本。我和周平野尽心尽力的为店堂设计，但孙华把他的叔伯哥哥喊来当经理，他嫂子兼任会计，姨妹当店员，这个名为我们导报总社的书店打经济基础的文化服务部和米店成了孙家店，收入、利润全部归他所有。并利用他妻兄的关系，找到重庆的社会局长兼重庆三青团的干事长，当上了璧山三青团分团的干事长。孙华称：“这是打进敌人内部的策略”，“为了更好的掩护我们，处于不败之地”。我们当时没有识破他的真正用心。我只是向他提出两个原则：一是不发展三青团的组织，二是不去参与反共的特务活动。他满口答应，而且发誓赌咒说，他的心还是红的。

参加川康社教工作队

1943年导报因为印刷困难而暂时停刊。原在巴县长生桥的战时社教工作团（教育部收留流亡教师机构）改组为川康社教工作队迁到璧山，借助社教学院的师资力量，整训他的队伍办训练班。我和周平野就到了社教工作队当了总队的研究辅导员。同时还有夏白。总队下面第一支队演话剧，第二支队搞音乐，第三支队演曲艺杂技魔术杂耍类。我和周编识字课本。全队一百多人集中在璧山。三个支队分别住城东、北、西几个小学内，集中在民教馆上课，我们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其中有徐进、炼虹、夏白、我的隔房妹妹沈思敏（化名秋子，沈鸿烈的二太太的女儿，原南开中学学生，因不满家庭从南开出走，考进社教工作团当演员）。她的男友吕军是国立剧校的学生，在演剧中相爱了也不期而遇。

我和周除了编识字课本外，还以川康社教队的名义在《渝北日报》上办了两个副刊。（1943年暑假，孙华把参议会议长弄出来，筹集资金，办起了《渝北日报》，自己办了印刷厂。）请议长为董事长，我们是社务委员，暑假社教队到成都，我们就留在《渝北日报》未跟去。

决定离开璧山

后来炼虹（刘文苇）离开二支队到《渝北日报》来。他喜欢写诗，朗诵诗，我们很谈得来。这时，军训部翻译处法文翻译陈瑜清（学生毕若男的姐夫，因爱好文学而成为好友）来说，他在沙坪坝书店的一个熟悉的老板周世宇被诬陷，刑警队抓他，他在途中逃跑了，他的书店也查封了，他叫我们给他在《渝北日报》找个安身之地。周世宇说，他的书店原是旧书店，他原是学电器的，因喜好文学，结识丰子恺后，书店名为“风声书店”。因生意竞争，被人整，招致查封，炼虹建议把他的书店顶下来。我们自己办出版社，他可以回老家卖掉祖产菜园土，我们再凑点钱，我和周平野都急于离开孙华，只苦于无处可安身，有这个机会，我决定离开璧山，他们推我当经理，我毅然接受。1944年初就到了沙坪坝接办青年中国出版社（“五·四”后曾有一个进步团体“青年中国学会”，所以延用此名）由陈瑜清挂名当社长。（因为他是陆军大学翻译官）我和周在社教队取得的工资买了两并棉纱，变卖了积存的5000元全部投入，刘也弄了一笔钱，刘随社教队到成都去了，次年，周平野考入社教学院，我们和孙华终于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了。

我清醒的认识到，在民族危机面前众多人民必然会捲进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会在大潮的惊涛骇浪冲刷中展现性状和灵魂，像孙华这种以追求私利为核心，以积极钻营投机取巧为手段，攫取个人名利的人也就完全展现了投革命之机走向反革命的原形。大浪淘沙，是沙子必然沉落。是金子就会闪亮永恒的光辉。我在短歌十章中写道“当幸福摊开分配簿，他最先去签名，于是他搬转了舵，驶离我们苦难的航程。快修筑石堤吧，在黎明之前，我们是安乐的绝缘体，历史上的星星磨亮于马厩和牢房。谁能阻挡前进的行列！我们要插遍鲜红的旗帜，直到时间和空间的边际。黎明之前有黑暗，这是最后一个险滩，交出自己吧，这是最后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