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璧山三合乡的征粮和剿匪
马乐
1949年6月，华东支前司令部浙江前方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奉命到南京集中学习。到达南京后，经领导动员，全建制编入西南服务团，我被编在重庆支队一大队，任队部文书。10月1日，从南京出发，乘火车经徐州、郑州、武汉等地，行军至湖南省常德市时，队伍进行整编，我由重庆支队改编在璧山支队，于12月26日到达璧山县，被分配到璧山地委（后改为江津地委）工作。
征粮工作是新解放区的中心任务
接管新解放区以后，征粮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璧山地委为了加强征粮工作，从地委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各县协助征粮。我们工作队由王歧任队长，尚庆来任指导员。王歧率部分同志到璧山县三区（现来凤区），我和尚庆来率部分同志到四区（现丁家区）。我们到四区后，尚庆来等同志去马坊乡，我和刘文玉以及二野军大的朱国珍、李朝章、雷炳南等12人去三合乡，刘文玉任队长，我任指导员。
三合乡是璧山县最南端的边远乡，与江津县的现龙乡和永川县的陈食乡连界，离县城约一百多华里，当时既不通公路，又没有电话，通讯联系全靠步行。刚解放时，我们仅接管了国民党区以上的政权机构，乡、保两级都原封未动。三合乡的旧乡长和乡队副还掌握着全副武装的二十多名乡丁。地主的枪支、弹药尚未收缴。国民党军队在溃退时残留了一批散兵游勇，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地主、土匪特务相勾结，组织了所谓的“救国军”、还有什么“九路军”等土匪队伍，四处抢劫，造谣惑众，破坏人民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并威胁群众说“谁要给八路军通风报信，就烧他的房子”等等，敌情非常严竣。
工作队进乡后，面对这种复杂情况，首先对乡公所的武装进行整编，把20多名乡丁与工作队的人员混合编成两个班，一切行动由工作队指挥，防止他们通匪叛乱。其次，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下保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全国解放的胜利形势和人民政府对“大户加征”的政策，大讲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用事实揭穿国民党特务、土匪的谣言，解除广大群众对人民政府的疑虑。第三，为了防范土匪的袭击，确保工作队的生命安全，我们下保开会、催粮等都采取集体行动，安排好岗哨，工作队的驻地，从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晚上用谷草打上地铺集体住宿，遁宵值岗。在三合乡征粮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同志们过的是“游击”生活，都是和衣而睡，有的同志身上长了虱子，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若，而且有生命危险，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意志坚强，没有一个人怕苦拍累，动摇退缩。特别是刚参军不久的军大同学，如李朝章、朱国珍等都是青年学生，他们在老同志的带动下，不怕苦，不怕累，工作积极主动，休息时间，还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受到群众的称赞。
农民代表在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少群众向工作队反映当地土匪和一些反动地主的活动情况。为了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完成征粮剿匪任务，工作队决定每个保由群众选举产生二三名农民代表。代表的条件：一是出身成份好、祖辈都是贫苦农民；二是历史清白，没有当过伪军和伪保、甲长的；三是工作积极，热心为群众办事，协助人民政府征粮工作的。这些农民代表，多数表现很好，对工作队起到了助手作用。如农历的腊月21日（即1950年2月7日）二区（现大兴区）土匪暴动后，反动地主何熙屏、何清德等在三合乡的新场等地也密谋策划组织暴动。二保的农民代表李相尧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报告给工作队。我们为了进一步掌握这一重要情报，又派对剿匪工作表现积极的邓永才再次进行侦察，证实了李相尧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于是，我亲自到区里向区委书记肖恒全作了汇报，他立即打电话报告县委书记冷明。县委非常重视，冷明亲自率领县大队20多人赶来三合乡，包围了新场下边土匪正在开会的院子，当场捉获了土匪头子黄辅轩和10多个土匪骨干分子，并交出了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的大印。又在何家院子捉获了阴谋组织土匪暴动的反动地主何熙屏、何清德并缴获了长、短枪10多支和一批弹药。
由于我们依靠群众，特别是发挥了农民代表的作用，准确掌握匪情，及时进行剿灭，使三合乡土匪暴动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与该乡毗邻的江津县的现龙乡和永川县的陈食乡，土匪活动还是非常猖獗。己月底的一天早上，我们正准备吃早饭时，突然跑来一位农村妇女对我说。“马同志，河西边来了很多土匪，看样子是来打你们的，你们要做点准备啊！”说完他就走了。我们正在研究这位不相识的妇女报告的情况时，二保的另一位农民代表周炳林拿着一根钓鱼竿跑来对我说:“马指导员，快天亮时，我听见西边狗叫得凶，就佯装着到河边钓鱼，探听情况，发现二郎岗那边来了很多土匪，约有200多人，你们快做准备。”我们根据这两起敌情报告，迅速作了战斗准备，把全部队伍拉到离乡公所不远的一个山坡上，作好战斗准备，同时，立即派人到区里报告情况。不久，就看到有几名土匪向我们冲来，我们立即开枪射击，战斗十分激烈。土匪忽然往河西边撤退，正当我们追击时，发现东南方向，从登云坪那边又冲来一股土匪，约有200多人，向我们包围。原来西边的土匪企图把我们引到河边，来一个东西两面夹击，由于敌众我寡，情况非常危急。幸好被我们及时发现，没有中土匪的圈套。于是，我们停止向西追击，往东北方向定林乡那边突围，转了几个小山包，冲出了土匪的包围圈。在我们突围时，有一部分乡丁发生了动摇，开了小差，溜进了一个地主院子，被土匪缴了武器。土匪发现工作队人少力薄，仍紧追不放。正当这时，区中队有二三十名武装人员赶到了。在区中队的配合下，我们再一次向土匪发起冲锋，打得土匪乱窜乱逃。由四区副区长王思功率领的剿匪大队，在广普乡得知土匪攻打三合乡的消息后，也火速赶来支援我们，土匪在三部分兵力的夹击下，纷纷溃退出璧山县境。经过这场战斗，我们打退了从江津和永川两地窜来的约五六百人的土匪，同志们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了，当地群众也主动送粮、送菜慰问剿匪队伍。后来，经过查询，才知道最先向我们报告匪情的妇女，是一保农民代表徐焕文的妻子。这天早上，徐焕文发现土匪暴动的情况后，怕自已送信暴露了目标，就叫他的妻子从小路跑到乡公所，向工作队报的信。
从这两起剿灭土匪暴动的事件中，充分说明农民代表是我们的依靠的力量，在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靠群众胜利完成剿匪任务
在粉碎了三合乡的土匪头子黄辅轩和反动地主何熙屏等阴谋组织暴动后，根据县里的指示，我们收缴了地主的枪支弹药以及农民自用的枪支。在工作队的直接领导下，各保都组织了农民武装。这些农民武装，都是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协助征粮剿匪工作，帮助工作队站岗放哨，在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有位农民代表向我们报告说:“江津县现龙乡有股二三百人的土匪要来攻打三合乡。”当时四区区长黄一德正在三合乡，我们立即调集乡公所附近的农民武装，连同工作队以及黄区长带领的区中队，共有一一百多人，布置在几个山头上，严阵以待。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两百多名土匪直向大佛寺（当时是乡公所所在地）进攻。当土匪走到我们坚守的山头下边时，“在黄区长的指挥下，各个山头齐向土匪猛烈开火，打得土匪慌忙逃窜。枪声就是命令，没有得到通知的农民武装，约有一二百人，也手持火药枪或大刀、耙梳等，纷纷前来參加围歼土匪的战斗，场面十分惊险、壮观。从中午一直打到太阳快要落山，土匪狼狈溃逃为止。
（资料来源：《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璧山分会资料》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