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应明

交通大学贵州分校　　　　　　　茅以升先生

罗忠忱院长　　　　　　顾宜孙院长

1945年1月3日，罗忠忱院长抵达重庆，他尽职尽责，是最后一个离开平越的。赴渝途中，他私人的行李全部丢失，而护送的公家财产完整无缺。茅以升热情地接待了恩师，安排他住进位于两路口的中国桥梁公司里。

这时，罗忠忱任职院长。这是他第三次任唐院院长。原来在平越期间，茅院长在校外工作较多，为了解决他不在校时的重大问题，学校成立院务委员会，这些委员是由选举及抓阄（在所得选票相同时使用）产生，但产生的委员全是土木系的教授。1942年2月，管理系、矿冶系部分学生找到院务委员会秘书朱泰信教授论理，因发生口角朱泰信被推倒而受伤。事后，朱即去重庆养伤，未再回校。学生为此罢课两个月，茅院长将此事向教育部报告，请部里派员来调查。此前滇缅公路有桥工问题难以解决，希望茅以升去解决。茅即向教育部提出辞呈。4月，教育部批准茅以升辞职。聘胡博渊继任。

胡博渊（1888—1975），字铁先，江苏武进人。地质矿冶专家，1905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1年庚款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矿冶，后又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石油专业。1919年回国，曾在汉冶萍公司及龙烟铁矿公司工作。1928年春，他任农矿部矿政司长和实业部矿业司长等职。1942年任我院院长。一年后，因教育部未能兑现为学校增添设备的承诺，他提出辞呈，并举荐罗忠忱教授为院长。茅以升、侯家源、杜镇远、李中襄、赵祖康等校友也都力主德高望重的罗忠忱教授担任院长。1943年8月，教育部聘罗忠忱为我院院长。罗忠忱聘罗河任校长秘书，伍镜湖任教务主任，黄寿恒任总务主任。罗任院长后，学校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罗忠忱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邀请唐、平两院在重庆的校友，商讨复校地点，得知璧山丁家坳有一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有房屋可以利用，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当即决定暂迁璧山丁家坳复课，并公推顾宜孙教授负责组成璧山办事处。在重庆校友的努力协助下，维修房屋购置家具，租借部分民房，借用图书、仪器等，开始紧张的复课准备。1月下旬，在复课准备工作就绪后，学校登报通知师生齐集璧山丁家坳，2月15日，正式开学授课。学校自1944年11月宣布再度迁校，到1945年2月15日在新校址上课止，历时3个月。

丁家坳是璧山县的一个古乡镇。让我们从校友的回忆录中摘取几段，认识当时的情景。

“璧山丁家坳，此地比平越更小，是一处农庄。临时搭建的校舍，简陋无比，钢筋以竹片代替，水泥以黄土充当，先用竹子编排成片，而后糊以黄泥就是墙壁，屋顶覆以稻草，如此房屋倒也冬暖夏凉。在战时有此栖身之地，并有书读，还能奢求什么呢？只是教科书纸张之劣，叫人不敢恭维，粗黄如便纸，无奈也就只好将就了。”

丁家坳“是个城堡式的建筑，据说始建于几百年前，为了防止兵灾匪患，关起寨门，就攻不进去。全镇就只一条大街，两旁店铺林立，最热闹处，也不过六七十米长。”“我到丁家坳院部报到，一看学院、宿舍环境不如平越，且早已人满为患，外找房住，也比平越难。”“学校在丁家坳开课，教室距离丁家坳镇有两里地，宿舍在近处的民房大院，却距离镇更远。……同学们在宿舍里人多拥挤，夏天没处洗澡理发，日子很难过”。

从平越到重庆，“惹上了一身虱子，由于无棉衣可换，直到1945年夏初能脱毛衣时才煮尽灭绝。新校址在离重庆80公里的丁家坳，比平越更简陋，但吃的方面略有改善”。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们诲人不倦，一心为了教育学生成才，在国难期间，坚守教育阵地。学生们对艰苦的生活安贫乐道，没有怨言，同学间流传一句名言：“只要一盏灯、一张凳”，意味着只要求晚上能有盏能看书和做作业的灯，有一张能坐的凳子，挑灯夜读如此而已，别无他求。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学校仍然又培养了一批英才。

在丁家坳，将学校的行政工作安排就绪后，罗忠忱院长于1945年6月辞去院长职务，在罗忠忱教授的推荐下，教育部聘请顾宜孙教授出任院长。

我校在璧山丁家坳复课后，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我校迁到兰州，并于1945年1月22日、4月12日、6月4日3次电告我校：“应于本年暑假迁移兰州，以为造就西北交通人才之中心，并于迁移后改称国立交通大学甘肃分校。”7月25日顾宜孙院长上书教育部，力陈“学校师生不堪再迁之苦，胜利复员在望，恳请免于迁陇。”

岁月流逝，历史证明唐院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顽强团队，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4年里，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了中国10多个省市，分别在6个地方办学招生授课。教师们忠诚着他们的职守，学生们坚持着他们的追求，师生们在交大这面旗帜下，团结一致，不畏艰险，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他们的前进步伐。

1945年春，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专程来我校访问，并赠送了一批书刊表示对我们办学的支持。

英国学者李约翰博士（右）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在璧山丁家坳，师生们没有忘记在5月15日举行校庆纪念活动，很多校友从外地赶到学校祝贺，茅以升、赵祖康、杜镇远做了学术报告。学生们举行了英语演讲会，晚上演出话剧《日出》。师生们坚信目前遮在中国上空的乌云终会散去，火红的太阳一定会升起，灿烂的阳光一定会照遍祖国大地。

赵祖康（右）受到朱镕基总理接见                                   杜镇远（左）与茅以升（右）

1945年夏，在困难环境中，又招收新生113名。这一年又有许协庆、高渠清、劳远昌、郭可詹、林秉南、胡春农、刘广沁、张蒙德等优秀唐院学生，在激烈竞争中考取官费留学，赴英、美等国深造。1946年6月初，学校送走了万里流亡期间的最后一届毕业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进步战胜了反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国沸腾、山城沸腾、璧山沸腾、我校沸腾。师生们举着火把与丁家坳人民共同举行庆祝游行。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们还清醒地记得那个不眠的激动人心的丁家坳的夜晚。

“在21点钟左右，街上的爆竹声、锣鼓声由远而近，由稀到密。顷刻间，满街满巷人声鼎沸，跳呀唱呀，人们疯狂了。八年抗战中一直压抑着的中国人的感情，在日寇宣布投降声中，自然而然地迸发了出来。当时我们十几个同学无一例外，不由自主地奔向人流，共同雀跃欢呼。记得我和李昭灏等几个同学把胡之家抬起来，有的抬脚、有的扛背扛腰，有的拉着他的手，我忙着托着他的头，就这样朝着学校狂跑。……同学都是满头大汗，衣服湿透。”（吴启盛：《一桩难忘的往事》）

日本投降了！“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流亡的生活结束了。唐院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6年3月8日，教育部指令，唐山工程学院迁回唐山原址。3月12日，伍镜湖教授会唐山接收校园，主持复员工作。4月4日，交大贵州分校改组，唐平两院恢复原校名，各自独立。8月8日，教育部复文我校:经行政院核准，原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隶属教育部，顾宜孙教授任院长。

    6月14日，唐院组成复员大队，林炳贤教授为总领队。6月20日复员大队出发，乘汽车沿川陕路历经千辛万苦，7月15日到宝鸡，乘火车8月6日到上海。改乘轮船，8月23日到秦皇岛，当日返回阔别9年的唐院校园，揭开了国立唐山工学院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