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斗争方针。1941年，在陕北抗大学习的中共党员黄文清、胡宗炎打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接受中共川东特委委员、青委书记、宣传部长兼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委员荣高棠的领导并开展地下工作，他们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广交朋友，由此组建了一个有吴宇同、简单、吴太选、潘其江等7名进步青年参加的党的外围组织——“民社”。1942年春，“民社”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怀疑，致使黄文清、吴太选、简单被捕，由于审讯无获，加上学校杨玉清保释，使“民社”组织没有受到破坏。为进一步隐蔽党的工作，已毕业的吴宇同到了国民党外交部美洲司任职，黄文清、简单等人则离校到了外地中学任教。

　　1942年10月，黄文清向吴宇同传达荣高棠的授意，提出在国统区活动，需要建立一个据点作掩护。于是，吴宇同辞去国民党外交部的职务，邀约初中同学胡正銮等人，在重庆菜园坝开办“合力木行”做生意，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并相继吸收了程灼华、刘主佩等人参加“民社”。1944年春，木行生意不景气，吴宇同与简单等人商议开办一所私立中学，以吸纳更多的同志参加革命，吴宇同办学校的想法得到胡正銮的大力支持。当时胡正銮的老家在依凤场是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望族，吴宇同决定请胡正銮出面到依凤场开办学校，由此拉开了“亚洲中学”传播革命理想、培养和积蓄革命志士的帷幕。

　　1944年4月，吴宇同、简单等人与胡正銮来到璧山依凤场进行考察后决定长期租用场镇中的文昌宫办学，取名“亚洲中学”，意为东方雄狮。当时的文昌宫处于依凤场中央地段，是一座香火较旺的道观，他们通过当地开明绅士做通道士的工作，以向道士交纳租金，成立校务董事会，聘请杨玉清为董事长（为寻求保护），吴宇同为校长，简单为副校长的方式开办学校。

　　1944年秋，“亚洲中学”正式开学，并以“真知、热爱、敬业、乐群”作为校训。“我们是时代的前哨，我们是革命的先锋┈”这校训和校歌，无不透露出“亚洲中学”传播革命真理的先进性。“亚洲中学”开学之前，由黄文清、胡宗炎负责与党组织联系，黄文清在调到成都开展新的工作临行时，向荣高棠回报了“亚洲中学”的创办情况，要求党组织派人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不久，在校工作的赵扬（又名赵纯熙）介绍吴宇同认识了《中国学生导报》负责人陈以文。1944年冬，陈以文带吴宇同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他在听了吴宇同的办学汇报后，让吴宇同今后直接与他联系。从此，吴宇同每学期都要向张黎群汇报“亚洲中学”的办学情况，“亚洲中学”就成了川东地区在南方局和川东特委领导下的一所红色学校。

　　（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