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四川党的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为璧山党组织的再次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8年9月，璧山临江乡人甘德茂考入成都私立协进中学高十班读书。协进中学当时有“红色大本营”之称，学生很少上课读书，多数时间是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师生们经常外出，甚至到外县宣传抗日。年轻气盛的甘德茂自然也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他亲耳聆听过我党出席武汉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的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人返回延安途经成都时所作的抗日救国演讲，他多次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且自己出钱购买慰问品，捐赠出川抗日士兵，并在成都牛市口向出征川军发表慷慨激昂的欢送词。由于甘德茂表现极积进步，1938年10月，经同班同学田桂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于11月中旬由党组织派其回原藉开辟工作。12月，甘德茂到重庆与川东特委王琳取得联系。

　　此时，川东特委的下属组织除市内各区委、重庆海员工委、宜宾、泸州、南充等中心县委及江北、綦江等县委外，还有一些直属支部。璧山首届特支于1931年冬解体后还未建立党的组织，新发展的个别党员，也由重庆直接领导。甘德茂自成都奉命回县，正值璧山亟待建立党组织之际，因此，甘德茂到重庆与川东特委接上关系后，上级当即决定派他回本县筹建直属川东特委领导的直属支部。同时，王琳还交给甘德茂一封以关森名义前往璧山接头的介绍信和一张地下党员名单，名单包括隐蔽在璧山丁家坳同文中学学生张冰清和丁家坳小学校长黄遵明。

　　1939年1月，甘德茂同张冰清、黄遵明接上关系后，便以其家乡临江乡为据点，往来于八塘乡夏溪口（今属北碚区）和丁家坳等地，以他的中小学同学和小学教师为主要培养对象，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2月，在江北寸滩乡任教时由同事魏文引介绍入党的中心乡人吴孔昭回乡度假，在璧山城中镇介绍原璧山简易师范同班同学、县立中城小学教师的陈贞沛，以及私立正义小学教师黄宝富二人入党，并嘱其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吸收进步人士参加。当月，甘德茂到重庆向川东特委汇报工作，着重将发现和培养的建党积极分子高祥中、刘汉文、张炳全3名同志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上级认可，并批准接收3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川东特委同时将由吴孔昭介绍入党的陈贞沛、黄宝富2人的组织关系也交给了甘德茂。

　　同年4月，甘德茂接通知再次赴渝汇报工作，并听取了川东特委的指示：鉴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各地要积极发展组织，利用有利的公开形式，开展宣传，扩大影响。同时，川东特委决定，把璧山党组织划归于1938年12月成立的北碚（合川）中心县委领导，并告知时任北碚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白戈（又名杨仲猷、江浩然）。同月，甘德茂持川东特委介绍信去北碚与白戈接上关系，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璧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由甘德茂任书记，高祥中、陈贞沛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甘德茂从北碚回到璧山后，向高祥中、陈贞沛分别传达了在重庆和北碚联系的情况及上级决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璧山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特支重建后，先后批准吸收印义生、邹兴仁二人入党，并与外地转入璧山的党员薛于凤接上了关系。

　　当年暑假期间，由陈贞沛推荐，经中城小学校长同意，甘德茂到璧山县立中城小学万寿宫分校任音乐教师。在中城小学，除甘德茂外，还有黄宝富、万文源和谭绍镕3名党员，后特支培养吸收了侯裕昌、罗君涛入党，特支机关设在万寿宫。后因高祥中、陈贞沛先后离开璧山，特支改组，书记仍由甘德茂担任，组织委员谭绍镕，宣传委员黄宝富。至此，特支共有党员17人。

　　1939年，全面抗战已进行一年多，日军虽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富饶地区，但并未能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能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随着战势的推移，抗日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的日军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主要实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则实行政治诱降，在其占领区，加紧扶持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靠日本，成为大汉奸；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中国共产党面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旨在统一全党步调，让更多的党外人士认清国内政治局势，分清是非，促蒋抗日。

　　中共璧山特支根据国内抗战形势和上级指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抗日宣传活动，党员利用借书、闲谈和个别联系等方式，进行以抗日救国道理、共产主义理想、介绍苏联新貌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活动。在党员内部，由书记甘德茂负责单个联系，传送学习资料，分发学习提纲；甘德茂利用担任音乐教师的公开身份，在学生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甘德茂、万文源、黄宝富等党员发起并参加“璧山县小学教师要求增加薪水的签名活动”；特支还借用城北一农家院子，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璧山国民政府捕风捉影地到处清查共产党员。甘德茂平时穿着、言行不谨慎，公开在学生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在教师、学生面前常有过激言论，城内大东门大街鼎新客栈门口开设的一家小书店，书店内间接出售一些进步书籍，甘德茂意欲培养店主入党，常出入于这家小书店，因而有所暴露，遭人密告。1939年12月，国民党璧山县党部派人到中城小学调查教师刘礼纶是否是共产党员。此次行动是敌人搞错了对象，把刘礼纶误认为甘德茂。鉴此，特支及时向上级如实汇报，不久，北碚中心县委的白戈用暗语来电称“姑母病重，速来看望”，甘德茂立即离校回乡。

　　1940年1月，甘德茂在家中向北碚中心县委派来璧山担任代理特支书记的沈昌益交接了工作。3月，甘德茂（化名甘明华）调往重庆“中华海员工会水手工会”任党支部书记。同年7月，因日机轰炸重庆，甘德茂害怕，又感到生活过分艰苦，不禁思想动摇而不假回家，从而脱党。1941年9月，甘德茂在临江乡中心校被捕，随即叛变，向敌特供出了田桂英、黄遵明、黄宝富、陈贞沛、侯裕昌、邹兴仁、罗君涛等26名地下党员，并伙同国民党敌特分子一起抓捕地下党人。

　　沈昌益来璧山代理特支书记期间，和支委一起在郊外坟地开过一次支委会，明确特支委员的分工，组、宣委员仍由谭绍镕、黄宝富担任。之后又同特支委员碰头两次研究工作。

　　沈昌益在璧山找不到公开职业掩护其身份，之前与家庭又断绝了联系，失去了经济来源，吃住都成问题，难以继续开展工作，因此，只住了三个月时间就回到北碚。随后，谭绍镕、黄宝富也因考取高校，相继离开璧山。

　　时值国民党加紧反共，地下党处境十分困难，北碚中心县委为执行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了与璧山地下党员的联系。1940年秋，璧山特支停止一切活动。

　　重建的中共璧山特支初期，在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宣传活动上作出了努力。随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部分特支成员因被捕叛变，璧山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而解体。（区委党史研究室）